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诗是有史籍记载以来，华夏先民最早贡献的文学形态，也是最高成就的文学结晶。诗最初产生于何时何代何人之手，今已无从查考。至少在四千多年前，舜帝即说过：“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现在仍完整保存下来的《诗》三百篇，是经过孔子删订的从周初到春秋中叶流传下来的最经典的诗歌作品，历来被尊为“五经”“六经”或“十三经”中的大经。《诗》如巍巍昆仑，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堪称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学之巅峰。
诗言志
诗言志。何为诗？何为志？
唐代孔颖达为汉代郑玄《诗谱序》作疏：“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集韵》曰：“诗，承也。”诗作为文学的载体，它最初所承载和呈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作诗最根本的目的又是什么？“六经皆史也”，诗是为反映和评判“从前”以及“当前”的政治生态与人民生活应运而生的，其作用即孔颖达所谓“承君政之善恶”。《说文解字》云：“诗，志也。”诗最本质的属性，就是熔铸诗人的思想感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既蕴含诗人之主体意识，亦指诗本身；离开志，便无所谓诗，故孔子曰“诗亡离志”。《文心雕龙·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性情。”性情亦即志，志具体体现为情与性的二元性。《说文解字》讲得好：“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为情欲情感，容易泛滥，使人沉迷下坠；性为智慧理性，闲邪存诚，引领人向上向善。所谓“持人性情”，既要求诗人所秉持的创作态度，要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同时亦强调诗所传达的价值理念，应有益于世风人心，诚如孔子所言：“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志为诗魂，诗可移人。《礼记·孔子闲居》有言：“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毛诗序》亦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正是《诗》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诗从华夏文明远古时代走来，甫一登场便惊鸿闪现，以“诗言志，歌永言”式的天籁般的韵文旋律呈现——它是怎样神灵般拨动我们先民心灵深处那一根根善美的琴弦！
《诗》可以兴
从来创作之难，最难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在于怎样具体来表现。如果说，考察整部《诗》的创作手法，有哪一种表现手法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和深厚的思想承载力，那就是兴。
《毛诗序》最早提出“诗六义”——“风、赋、比、兴、雅、颂”。其中，风、雅、颂为《诗》之体，即《诗》的三种题材分类；赋、比、兴为《诗》之用，即《诗》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据史籍记载，孔子删《诗》之后传授于子夏，一直传到汉代，述《诗》者分为四家——其中毛公为《诗》作《故训传》（简称《毛诗》）——而最终诗脉单传完好保存至今者，仅《毛诗》一家。作为《诗》的嫡派传人，毛公解《诗》，最附深衷，切中肯綮，画龙点睛，对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只在诗中重点标明哪一句是“兴也”，却从不标注赋与比。
相对于赋是铺陈“直说”，比是比喻“巧说”，兴则是托物于事，取譬引类，重在生发草木虫鱼等物象背后所蕴含和引申的微言大义，属于“深说”层次，是一种最高级的表现手法。清儒把中国学问概括为义理、考据、辞章三个方面，而中国学问历来又文史哲不分家，义理说深点是哲学，考据说广点是史学，辞章说美点是文学。倘说赋与比是两种修辞手法，修辞的目的则是把话说漂亮，追求的是审美愉悦，属于辞章范畴，富于文学韵味；那么，兴兼有譬喻、隐喻、象征和类比的意义，既追求美感，更蕴含精义，属于辞章与义理范畴，兼具文学和哲学之意味，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
遗憾的是，自战国晚期以后，兴便逐步走向衰微。虽然战国中期的屈原，仍然依《诗》制《骚》，兼用比、兴；然而自汉代以降，赋、比日显，兴渐式微，竟至于湮没。生活于南朝宋齐梁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叹惋道：“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谢者，逊色也。在刘勰看来，由于弃用“依微以拟议”“环譬以记讽”的兴的表现手法，无异于丢了西瓜拣芝麻，故后世文章很难达到《诗》的高度。尽管后人每谈到华夏灿烂文化之时，言必称“唐诗晋字汉文章”，然而，汉代文章只重点发挥并拓展了赋的体裁功能，像贾谊《过秦论》等赋体骈文，历来被尊为文章典范，一直影响到后世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王勃《滕王阁序》、杜牧《阿房宫赋》、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及苏轼《前赤壁赋》等；而唐诗亦不过充分运用了以比为主调的一系列表现手法，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孟浩然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只是，兴已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
当然，每个时代有属于每个时代的文学。毋庸讳言，大量运用形象而生动的比的表现手法的唐诗，无疑是瑰丽绚烂、清新畅美的。然而，失却了兴对诗的思想意义的深层开掘，淡化了《诗》原本保有的深邃的思想性以及深切的用世功能，既不能像《左传》《国语》中的《诗》作为标准化外交辞令随时使用，亦不能像《礼记》中的《诗》作为公理性理论论据随处引用，于是唐诗便愈来愈突出其抒情性和审美功能，诗似乎是美化了，但同时也虚化了、淡化了，从而使之逐渐成为精美玲珑供人雅赏把玩的艺术品，就连诗仙李白都感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这也是为什么《诗》可以称经，而金声玉振、美妙绝伦、浩如烟海、灿若星辰的唐诗却不可以称经的根本原因所在。
《诗》启迪心灵
那么，什么是经？《诗》为什么称经？
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所恒久遵循之规律、之常道、之法典。东汉刘熙《释名》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亦云：“圣哲彝训曰经。”他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详尽阐述之：“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其中，“三极彝训”指天地人所遵循之法典，“文章骨髓”指礼乐制度之精华。概而言之，经须具备四大要素：圣哲之彝训，恒久之至道，性灵之奥区，文章之骨髓。分而述之，《诗》同时具足经之四大要素。只是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详述。谨就《诗》与其他大经如《礼》《易》《书》和《春秋》相比较，其独特内涵和核心价值又是什么？
经必须具有经天纬地、经世致用之功能。微观而言，儒家“五经”中的每一部经都包蕴“五常”理念；但宏观而言，“五经”与“五常”又是一一对应之关系，即《易》对“仁”，《春秋》对“义”，《礼》对“礼”，《诗》对“智”，《书》对“信”，每一部经专题研究一个哲学大命题，每一部经集中解决一个人生大课题。既然《诗》作为经的伦理内涵以及哲学范畴主要对应的是“智”，而“智”又属于志的涵盖范畴，那么，《诗》的独特内涵和作用又是言志，即感物吟志、述志作诗；因而《诗》的核心价值则是因情启性、因势利导，启迪心灵、开发智慧，开掘“性灵之奥区”，解决人的智愚贤不肖等情志与伦理方面的问题。诚如朱熹在《诗集传序》中所言：“《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不具也。”换言之，《诗》三百篇，不仅蕴含着天道与人事之普遍真理，同时也是打开人们智慧之门的一把金钥匙。所以孔子在《礼记·经解》中讲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正是《诗》作为经对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贡献。
传承《诗》之精华
作为《诗》的删订编纂者，在《论语》记载中，孔子跟弟子们谈论最多的典籍就是《诗》。“不学《诗》，无以言”，夫子赞叹的是《诗》的日常之用和辞章之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夫子感叹的则是《诗》对人和社会的强大的教化功能以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这些功能与作用，主要是通过《诗》中那些“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兴的表现手法来达致的。
如果说《诗》是涵泳情感和智慧的源头活水，兴则是一把开启情感和智慧闸门的钥匙。《说文解字》曰：“兴，起也。”起即启发、启迪、开发之意，故兴亦称之为起兴。孔子欣赏两位得意门生子夏和子贡论《诗》精辟，称赞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用的即是起兴之“起”；夸赞子贡“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称许的亦是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起兴之义。
令人扼腕的是，“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盛极西周至春秋时代的“起情故兴体以立”的高超的表现手法，却于战国之后渐渐被雨打风吹去！
好在，还有完整的《诗》三百篇文本在，还有特别强调“兴也”的《毛诗》与“郑笺”在，还有“礼失而求诸野”的吉光片羽散见于民间的民谣、民谚、民歌在！今人不仅能“以意逆志”欣赏到三千多年前的《鹿鸣》——从“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起兴之精妙，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连类之自然，再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的思想之深美。今人还能够感受到中华文脉绵延至今留存于民谣中的原色魅力——“小瓦罐，黑黝黝，我在姥姥家瞭舅舅。舅舅见我喜丢丢，舅母见我瞅又瞅。舅母舅母你别瞅，石榴开花我就走。哪个山上没石头？哪个河滩没水流？哪个讨吃没朋友？哪个外甥没舅舅！”——就像山上有石头，河滩有水流，讨饭的也会有朋友，外甥天经地义有舅舅。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连绵三句起兴的思想分量和逻辑力量。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今天重新探讨《诗》之所以称之为经，以及“诗可以兴”的起兴手法之兴衰零落断续存亡，回顾数千年中华文学的伟大实践与实绩，不是为了凭吊历史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更好地借鉴我们先民留下的具有原创性与生命力的博大精深的文学遗产，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古为今用，以启来者。
（李建永 作者系中国社会报社《中国禁毒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