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的指认是否确凿无疑？能否据此锁定犯罪嫌疑人？美国电影《申冤记》提出的这一严峻问题，至今仍然在困扰着我们。

　　《申冤记》的情节并不复杂：克里斯托夫是一家音乐会所的大提琴手，挣钱养家糊口。妻子罗丝患病，急需一笔医疗费用，克里斯托夫拿着自家的保险单据到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业务。让克里斯托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的不是救病之款，而是灭顶之灾。事情的发生很是偶然，银行的业务员把克里斯托夫认作一桩抢劫案的凶手。克里斯托夫刚一离开银行柜台，银行职员就紧急报案，急驰而来的警察，将一头雾水的克里斯托夫抓个正着。

　　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和罪名，克里斯托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惶惶不安。警察虽然彬彬有礼，没有对克里斯托夫使用任何暴力，但警察们还是坚信银行柜员的指认，而不相信克里斯托夫的辩解。警察还让其他先前报案的街道居民等对克里斯托夫进行辨认。让克里斯托夫始料不及的是，这些人也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指认克里斯托夫为抢劫犯。身陷囹圄的克里斯托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电影《申冤记》由美国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执导，亨利·方达、维拉·迈尔斯主演，于1956年12 月22日在美国上映。影片并无惊险的情节，而以严峻的司法主题卓尔不群：受害者对犯罪嫌疑人的指认，往往并不可靠。

　　痛定思痛，受害者发生指认错误具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受害者在遭遇犯罪时，往往精神紧张，根据心理学原理，精神紧张情况下，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遭遇劫难后，受害者自然急于报仇雪恨，因此情绪激动。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记忆也大多会走样。而受害者及其家属则因为情绪激动，更加坚信自己的记忆。

　　记忆规律表明，在心理测试时，单纯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设置，也往往形成一种心理暗示，有形无形地影响记忆结果。潜意识里，警察和受害者都把怀疑对象确定为作案者，因此，有意无意地影响了记忆效果，并最终影响案件侦破，造成冤假错案。

　　有鉴于此，在西方的法学课堂上，法学教授往往让陌生人作为枪手，突然“袭击”学生。然后让学生辨认、描述枪手的形象特征，学生的描述往往大相径庭，存在诸多错误。可见“眼见”不一定“为实”，并不完全可靠，更不就是真理。

　　触景生情，不禁想到一桩经典的“错杀”。700多年前，威尔士王子有一只忠实勇敢的狗，名叫吉尔特，吉尔特伴随王子打猎，屡建奇功，深得王子挚爱。一天，王子外出，留吉尔特在家照看自己年幼的儿子。几个小时后，王子返程回家，一开门，竟然看见吉尔特下巴和头上都是鲜血，与此同时，王子东寻西找都不见自己的儿子。王子不禁心如刀绞，肯定是这只忘恩负义的狗，将自己心爱的儿子吃掉了。一气之下，王子举起利剑，将吉尔特一刀杀死。他仍然不能解心头之恨，继续反复寻找。不想，突然听到儿子的声音，寻声一找看，竟然在床下发现了儿子，儿子安然无恙。再仔细看，儿子的旁边，竟然还有一只死去的狼，狼明显有搏斗的痕迹，已经遍体鳞伤。两相联系，王子推断出自己错杀了吉尔特：在狼侵犯王子的儿子时，肯定是吉尔特奋不顾身，保住了自己的儿子！王子后悔莫及，只能将以身殉职的吉尔特亲自背着，埋葬在斯诺登山，之后他每天都要去吉尔特的墓旁哀悼。

　　威尔士王子之所以错杀了忠实勇敢的狗，有感情方面的原因。正因为面对的是自己心爱的儿子，王子才心急如焚，一时冲动，酿成大错。如果面对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无关的旁人，王子或许就能旁观者清。“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司法工作中并不适用，恰恰相反，现代司法要求，谁也不能自己给自己当法官。过去不健全的医疗鉴定，就被称为“老子给儿子作鉴定”，自然难以保证患者的合法权益，难以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

　　客观理性司法，要求司法人员不能因为自己的爱憎就慷慨激昂，就拍案而起，而要平等地对待各方当事人，哪怕是面对劣迹斑斑、不共戴天的杀人凶手，也不能咬牙切齿，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公正司法，似乎是不动声色，无动于衷。其实是有动于衷的，只是喜怒并不形于色，铭记法律是司法人员唯一的上帝。

　　屁股决定脑袋，出于对作案者的天然憎恨，警察及其他调查人员急于破案，潜意识里也往往更相信受害者，而不相信嫌疑人。如此一来，一经受害者指认，就在内心深处将指认的怀疑对象视为作案凶手。这实质是一种有罪推定，是与无罪推定的现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的，是极其有害的。这可能对受害者的指认火上浇油，进一步导致受害者的错误，最终变成侦查人员的错误认定，最终酿成冤假错案。

　　痛定思痛，受害者的指认不一定可靠。对症下药，受害者指认只能作为案件侦破的线索，用以查找、发现作案者，在找到嫌疑对象后，还要运用科技手段，提取指纹、体液、痕迹等确凿证据，作为定案证据，而不能像《申冤记》中的警察一样，仅仅以受害者的指认，作为定案证据，造成冤假错案。

　　证据规则是办案的铜墙铁壁，是生命和血的教训凝结而成的，任何时候不能随意逾越。